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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凉山深处的美姑县:回阿普家过彝族年

来源:     时间:2017-11-22 10:57:45

一年一度的彝族年又到了。这几天总是想起,童年时随母亲到乡下阿普(外公)家过年的情景。人过五十,祖辈和父辈的亲人们陆续离世,特别容易伤感。所以,过年的日子总是在缅怀亲人中度过。

我的家乡在大凉山深处的美姑县,父母在县城工作。外公家在离县城约10公里的农作村。每年11月中旬,母亲都要带我们回外公家过彝族年。直到16岁到北京上大学之前,这条路,母亲背着我、牵着我、带着我,走了15次。

农作是龙头山(结耶硕诺)下的一个小村。一条小溪川流而过,三面是森林和耕地,后面是高耸入云的悬崖,悬崖上面就是凉山最大的草场——黄茅埂草原。

外公有两个兄弟,因此,我实际有3个阿普,6个舅舅,4个姨妈,几十个表弟表妹,除了嫁出去的姨妈之外,都住在这个村子。

我母亲是家族中第一个出来工作的,母亲又把小姨带出来读书,后来成了师范学校的教师;再后来,母亲和小姨又资助舅舅家的儿子读完大专,当了中学教师。这么大一个家族,几十年间就只有3个人变成了城市人。

城市与乡村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,两种命运。乡村孩子只有依靠读书,才能改变命运。但美姑县2009年才全面普及9年义务教育,造成整整两代人失去了分享国家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机会。

过年的前一天,父母买上烟酒、糖果和挂面,汇合从昭觉过来的小姨家之后,开始上山。那时不通公路,要走几个小时山路。一路花草树木,还有一个小湖,边走边玩,翻过两个山头就到了。

那是一个困难的年代,生活在城市里面的人,每人每月只供应1斤肉。所以,回农村过年,可以大吃三天肉,对于城市儿童来讲也是非常诱人的事情。况且,还有阿普藏在米缸里的苹果。

过年第一天清晨,被此起彼伏的杀猪声唤醒。走出院子,看到家家户户的炊烟升起。男人们忙着杀猪,烧猪毛、开膛、剁肉。女人们把猪下水拿到小溪边清理干净,回来就开始灌香肠,腌腊肉。阿普把刚灌出来的香肠,还有猪肝和猪脑花,放在火塘里烤出来给我们吃。满世界跑了很多地方,吃的美味佳肴不少,能够让我想起来就流口水的还真只有火塘里烧烤出来的彝族香肠。

第二天上午,母亲、姨妈和舅娘把小孩集中起来,带到屋后最大的一棵树下祭祀,祈求平安和健康。然后,拿出煮熟的猪蹄、甜荞饼和豆腐,给大家分食。

下午,十几个小伙伴,一起去挨家挨户拜年。不管认识不认识,到了人家门口,高喊“拜年来啦!”主人赶紧出来,把大家迎进屋,拿出糖果、肉和泡水酒招待客人。相互问询寒暄之后,主人开玩笑说:“你多大了啊?是不是开始想要媳妇啦?你看,你表妹多漂亮啊,要不要她当你媳妇啊?”

第三天,陪同母亲去亲戚家拜年,如果是长辈,则必须要带酒去,还要给主人家孩子发水果糖。那个年代,拜年没有红包。只有妇女生孩子以后第一次上门,主人要给孩子“卡巴”。那时几元钱的卡巴就是很重的礼了,能够买一套衣服。物质极度匮乏,但同时也消除了贫富差别,人们没有“贫困”的概念,城里人优越感也不强,没有人像现在这样歧视农民。所以,到现在还有彝族农户家里挂着毛主席的像。孔子讲“不患寡而患不均,不患贫而患不安”,在这里有着明显的体现。

第四天返城。村子里亲戚朋友都来送行,每家送一块腊肉和一卷香肠,依依惜别。当我们带着浓浓的亲情和祝福,满载而归时,一路上会看到很多背着腊肉去拜年的人。

过完年,背肉去送给不能在一起过年的亲戚和自己最尊敬的人是彝族风俗。那些农村亲戚多的人家和受到乡亲们爱戴的人,收的腊肉一年都吃不完。我们有一个乡村学校的住校社工,彝族年后,能够收到几十条学生家长送的腊肉。乡亲们的情义就是他干了6年还不愿意回城的原因。通常,收到腊肉的人要给回礼,多少不论,让人家有回去的路费和给家里孩子买礼物的钱就行。在彝族传统社会,馈赠礼物是一种感恩的方式和情感交流的媒介,没有功利性目的。

彝族年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是各地过年的时间不一样。什么时候过年,要请毕摩(宗教祭司)算日子来确定。所以,你会看到,虽然凉山彝族自治州政府规定的彝族年放假时间是11月20-26日。但从11月中旬至12月份,大小凉山各片区在轮流过年,整整一个月,人们都沉浸在探亲访友的欢乐中,这是凉山独具特色的社会氛围。这样其实挺好,没有必要统一过年时间。

对乡村的感情不仅是回乡过年建立起来的。与乡村的互动还有很多。因为县城是距离乡村最近的城市,农村亲戚进城办事,通常会来家里落脚,喝口酒,吃顿饭。他们不会空手来,家里吃的鸡、鸡蛋、土豆、酸菜、荞麦、燕麦、新鲜的玉米等,几乎都是乡下亲戚们送来的。这些礼物对于我家这种子女多,工资低的工人家庭而言,帮助很大。正是依靠这种城乡家庭之间的经济互补和心理抚慰,使大家都平安度过了最困难的岁月。

农村亲人中,感情最深的自然是外公。他过一段时间会来家里住几天,带来山上的野果,教我们学彝语,用耳勺给我们掏耳屎。虽然外公一句汉语不会讲,我学会的彝语也有限,不能进行思想交流,但他那高大的身躯,刀削般的鼻梁,慈祥的笑容,无言的牵挂,足以让我铭刻在心。

我们家搬到西昌以后,母亲接外公来享福。但他来过一次就再也不来了,说怕死在外面。1983年,放暑假回家,专程去看望他。临走时,他嘱咐我说:“你下次回来带一瓶北京的酒回来,我死的时候,你赶不回来就用这瓶酒给来奔丧的人喝”。

太阳西下,晚霞洒满山坡。我不断回头,望着站在村口,弯着腰,披着披毡,目送我离去的外公。我不敢想象这就是永别,害怕他真的会从这个世界消失,拼命想记住他的身影,把这一刻凝固在我的思想意识里。

1984年春节,买了一瓶二锅头回去,让母亲收好。1985年1月25日,外公去世。那一天,是我20岁生日,那一年,我成了最年轻的大学教师。

多年以后,我表弟告诉我说,外公是自己把自己饿死的。他说自己八十多岁了,活太长对子孙后代不好。我一直没有想明白,这是彝人的传统观念还是他不想成为别人的负担。

在彝族乡村,老人们只要能动,都在做力所能及的事情,看不到躺在家里让人伺候的老人。有一次,我在美姑县大凤顶自然保护区,一个海拨3000米的村寨旁边,看到一对老人正在放牧一大群猪。停车下来问,阿妈76岁,阿普81岁。

2006年冬天,我在昭觉县竹核乡培训乡村社工。一天晚上躺在床上,不知道为什么,突然感到胸闷心悸,彻夜难眠。天刚亮就接到电话说舅舅去世了。连忙租了一辆车,买了1头牛,会同家族亲友,赶到农作村奔丧。十几年没有回来,这个村变化不大,只是舅舅家在我资助下修了新房子。已经长大的表弟表妹们纷纷出去打工,说是广东那面的工厂开始招彝族工人。但每天干十几个小时,只能挣到1000多元,还要被包工头扣一部分,加上自己的花销,基本剩不了多少钱拿回家。

我这个舅舅是外公的独子,非常能干,在村里当会计,80年代就到处做生意,是村里第一个万元户。2003年夏天,他听说我回美姑县做调查,就赶到县城来,想让我回老家看看。但时间太紧走不了就没去。不曾想这是最后一次见他。但我能强烈感应到他的死亡,说明舅舅对我始终寄予厚望。

2013年,听说二姨妈身体不好,专程去了一趟农作村。令人高兴的是,她家儿子买了一辆面包车,跑运输挣钱修了全村唯一一栋两层的楼房。

今年夏天,我二阿普家小舅舅的儿子考上大学,请我去参考怎么填报志愿。他是全村第一个考上全日制本科的大学生,我让他去读攀枝花学院的建筑设计专业,希望他以后能够设计出新式的彝族建筑。他的妹妹成绩也非常好,考上了州民族中学。他和妹妹的学习成绩之所以比同村的其它学生好,是因为他们的母亲就是一个回乡的高中生,知道怎么教育孩子。

美姑县普及九年义务教育9年以来,变化很大。乡亲们送孩子读书的积极性越来越高,出现全县所有中小学学生人数暴涨、人满为患的状况。2013年,美姑县又在西昌市异地办了一所高中,使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能够读高中上大学。我这个考上大学的表弟就是从这所中学毕业的。

这两年,凉山州开始全面实施“9+3”和“一村一幼” 计划,贫困学生初中毕业以后,如果考不上高中,可以免费读3年的职业技术学校。并且,在每个村开办一所幼儿园,全面普及农村幼儿教育。相信再过10年,凉山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将得到整体性提升。如果90%的青少年都能够达到初中以上文化程度,民族复兴指日可待。

中国几代城市人,大多数是从农村走出来的。因此,城市与乡村血脉相连,情感相通。虽然因为户籍制度形成了二元结构的社会,但城乡联系太紧密了,割也割不断。但80年代以后,城乡之间的链接一根一根的断裂,远离和逃离乡村的人越来越多。尽管近年来政府开始大力反哺农村,但人们仍然只看到乡村的贫困,而没有去认识和挖掘乡村价值。难道乡村真的再也不能给我们留下美好记忆吗?

上大学离开家乡以后,再也没有回老家过彝族年,而是和北京的彝族同胞们一起过的。虽然最近这十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凉山彝族乡村做发展援助项目,也几次答应母亲要陪她回老家过年,但直到她病逝都没有成行。“子欲孝而亲不在”,每每忆起,心如刀绞,难道事业比亲情更重要吗?活了大半辈子才想明白这个道理,但已成无法弥补的伤痛。

其实,我早就清楚地意识到,彝人根本不畏惧死亡。无论外公、舅舅、母亲,还有其他逝去的亲人,不是想让我为他们做什么,而是希望我能够根植于这片土地,依靠血脉和文化的力量,维护人的尊严和骄傲。只有这样去做的人,才能够让自己的灵魂,在毕摩的指引下,回归祖界,得到永生。在那里,亲人们将重新欢聚在一起,永远不会分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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